胡愈之:世界大同从推广世界语开始

    从19世纪下半期起,跨延整个20世纪的左翼思潮,其出发点之理想主义色彩,有相当强的道义力量: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情绪,世界大同理想,至今对我们这个种族纷争的世界,仍有强烈感召力。

    大同说的一个最乌托邦的方案,就是全人类应当说同一种语言。从19世纪末开始,出现了各种“世界语方案”。大致可以分两类,一是“已用语方案”,例如瑞恰慈的“基本语”(Basic),实际上是简化英语而成。此种运动非常困难,因为“英美文化霸权色彩”很招忌。“人造语方案”则可以躲开“偏向某民族”的陷阱,至少看起来对每个民族都公平。上世纪末,出现的人造语很多,有Interlingua、Ido、Novial、Volapuk、Occidental等。

    所有的人造语,实际上都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,虽然只有Occidental明白声称只想统一西方语言。然而流行最广,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,只有Esperanto,中文借用日文译作“世界语”,实际上应当译成“希望语”,胡愈之等曾建议译成“国际语”。其“使用者”(Esperantisto)曾经超过十万,而且的确跨过了东西方界线,在东方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不少拥护者。由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坚持努力,世界语在中国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拥护者。我在7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,同学中还有北师大的周流溪等,依然热心于世界语。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,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。

    “世界语”是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所创造。实际上是把拉丁语系诸语言打混后消除复杂语法的产物。由于规则简单明了,可以依理创造,也由于所有的西方语言本来就保留大量拉丁语源词汇,几乎不用记单词,所以,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欧洲人,用几个小时就能“学会”。Mi havas bona amiko.受过教育的欧洲人,无论是否学过世界语,哪怕一个世界语词都不识,都能猜出这意思是“我有个好朋友”。

    不是欧洲人,还是得记忆词汇,但是通用词根只有两千,其余靠搭建构成。一个语言,没有标准发音、标准用法,没有变格变位,没有经典文献,没有成语惯用语,甚至没有“优劣”之分,对任何想学习外语的人,真是个大解脱大自在。

    无怪乎世界语首先吸引了两类人物:无政府主义者、社会主义者。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沈仲九、匡互生、蔡元培,还有年轻的巴金;一度盛极的“中国社会党”党员中有不少世界语拥护者。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部长,提出把世界语列为小学课程,虽然因不久就卸职而未果,后来还是有不少学校,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.如上海南洋中学、江湾劳动大学。民国初年,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己经有七千,可以说是民初最大的“非政府团体”。

    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,最有名的人物,可能是胡愈之。1896年,胡愈之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上虞县。在绍兴中学就读时,鲁迅在该校任“学监”。胡中学时专攻英语,可能是受了绍兴籍前辈蔡元培影响,少年胡愈之很早就醉心世界语,但是只能以“函授”方式学习。1914年18岁时,胡进人商务印书馆做“练习生”,不久就成为《东方杂志》的实际负责人,又是著名的开明书店发起人之一,在浙江人众多的民初出版界,很快建立了声誉。抗战军兴后,胡愈之长期留在南洋,为新马华人文化之觉醒,做出不少贡献。

    五四运动发生后,才二十岁的胡愈之已经是中国最精通世界语的人之一。此后一生胡愈之热心世界语运动,成为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。他于1920年发起的“上海世界语学会”,据说是全球世界语运动坚持历.史最长的团体,学会开办的讲习班、函授班,鼓励了不少有志青年。

    而且他亲身实践,创造了一个“奇迹”——用世界语走遍天下。1928年胡愈之留学欧洲,如当时许多中国学生一样,他选择了因为通货膨胀而中国银元相对值钱的法国。当时他不懂法语,全靠“世界语同志”帮助,才得以在巴黎安定下来。1928年当年,作为中国世界语代表,参加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召开的世界语联大会,后来又参加牛津大会。

    1905年,柴门霍夫于该年出版了他的《世界语基础》,世界语联在意大利波罗涅召开第一次会议。此后每年开会,两次世界大战中,作为世界主义理想更应坚持,拒绝暂停。年会经常有千余自愿参加者。所有的参加者,都用世界语交流。

    以他的世界语能力为跳板,胡愈之很快学会了法语,进人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。他本是出版家,还到印刷厂学习手工精装皮面书本。
1931年初,胡愈之归国,想顺陆路访问各国。在德国和波兰,一路有“世界语同志”接待。苏俄当局没有同意给胡愈之签证,但是他在莫斯科站台上,竟然看到挥舞着世界语绿星旗等着他的两位女“同志”,莫斯科世界语者轮流陪他参观访问。胡愈之旅行欧洲时,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严重,陪伴他的“同志”,大部分刚成了失业者,各国世界语同志的聚会,讨论的除了经济危机,还是经济危机。此时苏俄却是“五年计划”、“集体农庄”搞得轰轰烈烈,热火朝天。这个对比给他的印象太深,而俄国世界语同志的热情,.也太使他感动。他回到中国后,写了《莫斯科印象记》,一时脍炙人口。

    胡愈之的“世界语之旅”,也成为佳话,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促动极大,不少人的印象是:世界语真能通用天下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出,胡愈之独闯夭涯,靠的其实不仅是世界语,而是共享这个语言乌托邦的“同志之情”。中国学生像胡愈之那样“适应”西方之快,交上的朋友之广,的确是不多的。胡愈之承认,他经常“像王子一般被优待着”。

    二十年代初,曾有人指责世界语为“伤害民族精神”,后来就听不见如此意见,毕竟没有人建议用世界语代替民族语言,只是一种国际交流语。不过世界语的支持者,思想的确比较激进,他们的乌托邦精神,更接近无政府主义。

    现在回想,世界语运动的最大贡献,就是在狭隘民族主义猖狂的20世纪,抵制了种族主义。理论上说,世界语并没有任何民族文化作背景,其基础与其说是西方语言,不如说是已经消失的拉丁语。

    俄国的流浪盲诗人爱罗先科1916年到上海,经胡愈之等人大力推荐,北大聘请其为世界语教授,周氏兄弟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东欧作家交游,并参与成立北京世界语协会。从鲁迅、周作人的文字中可以看到,这场友谊,对他们的思想发展很有影响。爱罗先科的“忧郁”,与他们的气质颇有默契。此后多年,鲁迅一直关心世界语,曾经多次鼓励鲁彦、孙用等人从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。中国读者最早读到裴多斐、马雅科夫斯基等人的诗,都是从世界语转译。

    1933年,中国世界语界有欢迎法国作家兼世界语者巴比塞等来华访问。中国与日本,实际上是世界语在东方最重要的基地。中日世界语人士互相鼓励,互相访问,共同反军国主义,在30年代,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工作。此种理想精神,难得可贵。

    中国作家中世界语精通到能写作的有巴金、鲁彦、楼适夷、叶君健等,理论家有胡绳等,巴金曾计划自己动手把《家》译成世界语。“学过”世界语的,就太多了,萧红曾有文记她在上海读世界语学习班的趣事。(本网发表时有删节)